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
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少奇同志的好作风。我这个人，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摘自《追求》1998年第5期，吴小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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